返回首页返回活动页

2013年10月荐书之《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公会秘书处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吴晓波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在对中国历史上历次经济变革的分析评价中,引入两个颇值得称道的分析工具,一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二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的“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吴晓波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就指出,中国历史以至当下的所有问题,都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争斗和妥协的结果;而四个基本性制度则是支撑起大一统国家集权政体的四块基石,是在长期的历史运行过程中得以打磨,最终趋于精致完善。

书中第一讲和第二讲,还原了管仲变法与商鞅变法的历史原貌,指出管仲发明的经济专营制度、贸易和商品价格管制等管制政策、推行跨国间商战,以及商鞅变法推出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政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两项政策在汉武帝时期获得了叠加式的强化推行,有力地促进了西汉王朝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管控地方能力,却严重破坏了政府信用,对民间商业活力造成了极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的“强国”思路,对后来历代的许多君王或主持变法的大臣都提供了负面效应不可小觑的示范;而汉武帝逝世后上演的盐铁争论则说明,不赞同“与民争利”经济政策的儒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性政策,而只能以空泛化的道德理由加以否定。吴晓波指出,“眼贴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

吴晓波在谈到唐代经济政策时,一针见血的指出,唐代实行的“小政府”、低税负无法适应长期驾驭大一统集权国家的政策需要。而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过于激烈的改革当然迎来了失败,还“表明基于发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因而只能从加强政治控制入手,千方百计剪除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在宋代之后得到空前强化,再加上维持皇权统治所离不开的专营制度,就使得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封闭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