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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荐书之《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公会秘书处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为迈克尔·苏立文著作集的第一部。苏立文现年97岁,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他凭借1959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一书,成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被誉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美国著名中国美术史学者李铸晋谈道,60年代到70年代,现代中国美术史无论在大陆、台湾或欧美,都还未形成一门专门学问。《20世纪中国艺术》出版之后,在欧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当时欧美一般研究中国美术史者,都以古代美术为主,从上古一直到乾隆时代皆有专人研究,唯独近现代乏人问津。”可以想见,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如果缺少了苏立文1959年出版的这本著述将是无法想象的。他的新书《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较1959年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增添了对新中国初期艺术的研究,这标志着西方对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苏立文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抗战期间他在“自由中国”的传奇经历:他当时作为国际红十字会指派的志愿者在成都开车运送物资,后到华西大学博物馆任翻译,并在那里碰到很多逃往后方的艺术家以及他后来的妻子吴环。抗战胜利之后,苏立文转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主修东方美术史,在其后任教的六七年间他搜集了不少材料。他在前言中谈道:“这本书中材料的搜集,一部分是从直接与一些画家谈话中得来,一部分是从他们的通信中得来,有一部分是从断断续续所见到的散见于各书刊的论文、评论及小传等而来的。”而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向世界打开时,他急切地恢复了与这些朋友的往来。所以,本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外艺术交流的见证和结果,一本老友记式的备忘录。

作为极少数在二战前就在中国有亲身经历的,而且是尚健在的第一代西方艺术史家,苏立文一直持续关注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脉络。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和艺术家的交往,并未因漫长的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中断而隔绝,或者因西方学界较长时期忽略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而放弃,他恒久的努力通过本书体现出其独特的意义。这种视野和跨度与同领域的西方学者,比如安雅兰,是很不同的,因为安雅兰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踏足中国的研究者。

本书研究涉及的时间跨度一个世纪之久,艺术家和作品繁多,展现了社会时代激荡中艺术家个人艺术道路的多样抉择(书后附录20世纪中国艺术家近900人的小传)。在纷繁复杂的事件和人物中梳理出特定的线索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因为后来的非亲历性的研究往往有忽略当时具体情境的筛选和评判。正如前言中作者的自述:有时我被质疑是从什么理论角度看待中国现代艺术?是马克思主义?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或是荣格精神分析法?是后现代,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或其他什么?我没有理论。我怀着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科学中而不是在精确的科学中,理论,远离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发现真相的障碍。他们无法被检验。”所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后知后觉的观察家对真实历史中的参与者常有不同的解读需求,好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般的宿命循环。

纵观20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历程,众多的画家、画派和思潮运动等都不是针对一个纯粹艺术问题的探讨,而是在纷繁变动的争论中不断接受与引入外来艺术思潮和流派风格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思和改造中国画的过程,其间交织了艺术与文化、艺术市场、艺术社团、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复杂因素。虽然作者自述中谈及尽量不用理论阐述史实,但仍给读者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近现代画史中的现代化()”之路的论争,即围绕着国画的改良和西画的引进而展开的道与器之辩。由这条重要线索展开,读者对本书的解读自然不会被看作是某种单一的叙事,因为单线平涂笔触并不能掩盖其他有趣的线索,例如书中对“边缘”地域即港澳台与海外华人的创作,和其他艺术门类如雕塑版画等的实践与意义。

作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早期成果,苏立文这本书的开创意义远大于其本身所涉及的问题,但他展开的议题则启发了很多这一时期美术史的研究方向,有些仍为后来学界一直关注甚至争论不休,它展开的问题、思路并不是休止符。作者以较多的章节对中国美术如何接受西方美术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正处于世纪之交,社会生活、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都在发生前所未有巨大变化环境当中的中国读者,一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